摘要：作为后发展国家，一个人口大国，又处于西方领先的知识经济时代，如此的历史背景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性，需要遵循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发展规律，即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走经济、政治配套共进的跨越式发展之路。这要求我们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是经济、政治体制统一配套改革，齐头并进，在大力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以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服务型政府，切实克服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遏制特权腐败，必须是政府主导型社会，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主导，以民营经济为辅助，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基础性调节机制有机结合，统一国内市场，立足于自主创新，注重宏观调控，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以此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发展方式;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包括列宁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不完全适合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大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历史遗留的落后生产力的局限，由于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压迫，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特权主义的危害，处于生产管理一线的劳动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和智慧还没有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集中与发挥，符合我们人口大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政治经济学，仍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我们的经济实力尚处于建立在廉价人力物力基础上的世界代工厂地位，还不够强大。这种局面须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建设以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服务型政府，切实克服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遏制特权腐败，才能真正务实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民众主人翁的积极主动性和创新性，并通过统一国内市场，继续的对外开放，与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恰当衔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方式向可持续的集约式转变。时代在变，近代以来一直主导着引导着世界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经过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工业化时代，过渡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总体一般性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小变化在与时俱进。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直接关系着我国正确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深化改革的大方向。

　　一、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发展，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先经济后民主政治自发型的，而成为具有当代特色的经济、民主政治配套改革齐头并进的跨越式的。单纯的经济科技生产力的发展，那叫狭义的跨越，经济、民主政治的齐头并进，才叫广义的真正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的历史决定论告诉我们，经济生产力最本源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展程度;同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民主政治(也即阶级斗争，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临界期集中表现为暴力革命，在缓和期则为和平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不过它的决定性是第二位的，两者都是物质力。同时，单纯的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够自动推进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社会形态的跨越，还重要地依赖于阶级斗争、政治体制改革的助力，甚至包括先进阶级对落后阶级的暴力剥夺，西方民族对东方民族的暴力掠夺;单纯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没有物质经济支撑，是无根之木，也无从谈得上推动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比如，西方近代以来已经经历多次科技革命，开始全面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但依然主要是为大资本家服务，间接豢养工联主义者，生产关系的小打小闹股权改革，也是在不触动资产阶级利益，在资本主义允许的框架内自我微调，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和高科技贸易剪刀差，剥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东方现代以来的政治革命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由于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制约，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幅度并不大，多数国家依然是高度集权官僚政治，经济社会仍处于追赶西方的过程之中。所以，先进的科技生产力虽然并不能保证政治上层建筑的同步先进，但毕竟有最终决定权，不先进的科技生产力bd半岛体育，还是最终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同步不先进。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并不一定都保持同步，协调。物质生产力和民主政治，有主次之分，但都是物质力，共同作用着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的进步。马克思就说：“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bd半岛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等无产阶级政党就是通过有组织的领导工农革命运动，首先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东方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这里的“暴力”“革命”“经济力”“物质力量”即“武器的批判”，专指阶级斗争，指和平改革及民主政治建设，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追求。阶级团结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一种物质力量，被压迫阶级有机生命体为公平的有尊严的和谐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合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马克思又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它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剥削制度的，不仅仅是被压迫阶级政治革命翻身的需要，也是大工业现代生产力自身发展的总体要求。二十世纪的俄国和中国的大工业都不发达，也就很难真正地消灭私有制。前苏东地区的复辟剧变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都证明了马克思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强烈的历史逻辑。物质文明是最根本的基础，政治文明建立于物质文明，又高于物质文明，都属物质力，对立统一，共同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精神文明又建立在前两者之上，凌驾于前两者之上，但不是直接的物质力。

　　人类社会一般的总体的发展规律，是先经济，民主政治跟进，文化不是第三，因为文化涵盖了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两者的总体的深层次反映。科技生产力具有最原始的最终的决定性，典型的例子就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西方积极开拓世界市场，以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打头阵，连带掠夺东方落后民族，在近代以来领先全世界，属于自发型发展，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先锋，为主推力。马克思说，“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革命。”“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统一市场由经济的一体化连带的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的先进影响，西方现代科技生产力和现代互联网网络传媒技术的影响，近现代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其发展规律是非自发的追赶型跨越式的，可以、能够和必须经济、民主政治并列第一，甚至于要在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民主政治革命稍稍先行一步，民主政治改革稍稍先行一步，通过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尔后再继续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汇聚民力民智，凝聚民心，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也是马克思晚年深切关注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因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同在)，预言其若能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就有可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本意，也是我们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是经济、政治、文化整体式的扬弃借鉴，经济、政治配套改革的本来意义，是从苏东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集权官僚政治导致复辟巨变、拉美后发展国家集权官僚政治导致带有典型性的“拉美陷阱”、西亚北非部分后发展国家集权官僚政治导致政局动荡历史教训中，汲取发展真知和规律的本来意义。再不能像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样单纯的就军事而论军事，就商业而论商业，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就文化而论文化，像辛亥革命早期那样就民主政治而论民主政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故此，在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进步和社会制度改进过程中，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同样具有历史的决定性。这与我们以前“十年文革”中单纯的“政治挂帅”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的“政治挂帅”，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已经离开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都不保，性质都发生了变化，谈何社会主义建设?单纯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如我们改革中期以后重点强调国民经济发展的GDP标准，轻视了或者是害怕了，总之是滞后了民主政治等改革建设，导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和谐、和不可持续。不论是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追赶型发展而言，必须是匹配共进的，片面的都是有害的，都要不得。以列宁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通过有组织的领导工农革命运动，首先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东方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同时，苏东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也正是由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的，同时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的政治上层建筑建设的初级性，任重道远性。翻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从秦朝到晚清，就一直是皇权专制政治高度集权权力主宰着经济，通过盐铁等工商官营严厉打击着自然萌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顽强维护着保持着封闭保守落后因而严重缺乏市场开拓性流动性的小农经济，难以使几千年的封建地主专制社会自动迈进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也正是阶级斗争政治解放的产物，东西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甚至连带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不是在封建专制的母体中顺利诞生，而主要是列国间相互战争相互争夺所带来的政治松绑造成的，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与改革同期同体一样，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春秋战国。所以，在已经存在的世界统一市场大背景下，在东方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和强调国家层面对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宏观整合力，组织力，驾驭力和领导力，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改革建设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了未来社会的制度结构，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社会走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比如，新中国所确立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直接决定了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产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马克思甚至归纳到：“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那么，政治革命，以及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稍稍先行一步，无产阶级先行夺取政权，先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否违背了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后发展国家的实际发展需要呢?并不违背。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一个许可的界限范畴的界定。科技生产力的第一决定性是从长远来看，从整体来看，从粗线条来看，从战略上来看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第二决定性是从短期来看，从局部来看，从近距离来看，从某一阶段某一环境来看，从战术上来看的。两者重点是适度匹配，也并不要求特别的一律。正如恩格斯阐述价值规律一样，商品的价格短期主要受到市场供求的强烈影响，但从长期看，主要受到商品价值的规定。大多数人谋取商品价值的主要取向，依据，就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安排商品生产，依据提升生产率获取额外价值，是经过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努力的渠道最终不自觉地实现的。生产力与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同理。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当然也包括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即革命不能由一个国家从外部强加给另一个国家。任何国家爆发革命，不是别人操纵的，也不能由外部力量强加而引起，而应是由本国国内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谁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别国的革命。我的观点，这里的革命和改革不能输入，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的科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其次才是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不能存在着较大的不适当不匹配，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并不发达商品经济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要求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为什么这里主要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不匹配，而轻视生产力与政治上层建筑的不协调不匹配呢?事实在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根本就支撑不了先进的政治上层建筑，即使是“好人政治”，也不可能较长时间维持，既没有较好的现代的经济保障，也没有较好的现代交通通讯传媒工具打铺垫，近现代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需要科技生产力进展的真刀实枪硬功夫支持;而生产关系相对于政治上层建筑而言，具有从属性，简便性，可试验性，可以做短暂的调整，由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和法制手段强制执行。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次才是生产力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协调关系，可以适度匹配，而不能超过一定限度，一定标准。如果人们要具体地问，这个限度，这个标准到底如何定?我认为，已经给出了较好的答案，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五个“群众”标准，“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的特权现象。”“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所以，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改革步子迈多大才稳当，能不能输入，关键还在于结合国情，协调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步伐，协调于本国大多数民众的可接受范畴，不能悬殊太大，超过一般民众的接受限度，要在输入先进科技生产力的同时，匹配输入借鉴扬弃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本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根基扎实，不至于漂浮空中，一无依据，而且在输入的过程中，要使之本土化，更加进步，更加发展，更加有序稳当。如果盲目说革命和民主政治改革(改革也是一种革命)能不能输入，就会陷入空洞抽象。况且，马克思晚年就一直殷切期盼东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需积极吸收西方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力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上面谈的主要是制度的输入问题，还要谈理论的输入问题。理论不像民主政治制度，理论掌握群众，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有一个接受和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专门分析了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由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创立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于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意义重大。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输入的过程，既是选择接受的过程，也是教育改造的过程，反作用于民主政治建设和生产力发展。

　　总之，在我们东方，通过近代领导的工人、农民联盟革命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她奠定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初步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体制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不牢固，破除过分集权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积极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只有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并驾齐驱，才能营造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跨越式发展的大好平台。

　　二、后发展国家为了紧跟当代发展步伐，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主导，以汇聚亿万人民集体智慧合力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主导;同时，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最终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使宏观调节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

　　总结西方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再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随着近现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在世界统一市场体系内，市场调节由多向少递变，国有经济由少向多递变，国家乃至区域间宏观调控、计划调节、国有经济由少向多递变，国家层面，甚至是地域性或者同等发展程度国家集体之间，对本国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对多国间人力物力资源的宏观整合力，组织力，驾驭力和领导力更加需要，更加突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但不同历史阶段，两者的对比关系不同，发生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积聚。也就是说，随着产业革命的更新换代，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律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在发达国家群体间，这种变化轨迹都很显著。今天，世界已经迈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开始多国联合研发高新科技，以凯恩斯理论做基础，以罗斯福新政为开端，以增加国有国控经济为入手，以大型超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小区域内少数富裕者俱乐部内以宏观调控为主导，计划为主，进入福利型社会;国际上虽仍是市场主导，但是以地域为媒介，如欧共体，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或者以发达程度为标准，如美日德英法等七国集团俱乐部，合作垄断国际市场，低附加值的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甚至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辅助发展国内绿色经济。

　　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尤其是我国人口大国，更要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主要是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与时俱进的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良性发展国民经济。

　　第一，须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汇聚亿万民众集体合力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汇聚亿万民众集体智慧的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我们后发展国家需要政府主导型社会，在政府主导领导下，首先在于以群力为基础，以公有经济做支柱性支撑，充分汇聚凝聚社会物质力量，形成巨大的建设合力，以此在关系国计民生上，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比如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巨大社会资本固定投资，发展包括农、轻、重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巨大资本积累，发展现代化国民教育，劳动力再生产，发展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激光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等高端科学研究和高新产业，发展大型能源、供水、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治理公害、开展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等基础工程，都需要国家直接承担，投资兴办。这也规定了必须以群策的方式，以汇聚亿万民众集体智慧的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消除官僚主义，遏制特权腐败，使得在关系国计民生上，在基本社会保障和最终发展目的上，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符合最大多数劳动者的意愿，科学规划，依法执政，为人民服务。其次，在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高度国际垄断发展阶段知识经济时代，后发展国家也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以政府的牵头，团结一致，汇聚凝聚最大社会力量，才能组织形成足以与西方现代贸易壁垒、发达科技经济剥削的规模抗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我国改革中期的抓大放小、搞活国企是对路的，近期在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一句话，必须是一切依靠群众，才能汇聚力量，后来居上，也必须是一切为了群众，才能凝聚力量，后来居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建党宗旨，党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第二，在国内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但仍不发达，和市场经济仍是国际大背景的情况下，须积极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竞争促进作用。科技文化素质和先进社会体制机制，共同决定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行动活力。但是，社会体制机制太超前了，与经济生产力差别太大，不匹配，造成表面上的超前，事实上的落后，超过了最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也是适得其反，过犹不及，严重影响群众积极主动性的普遍发挥。如我们改革前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甚至是法制，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同时，“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体制改革也是一种革命。市场经济、私有制剥削、市场竞争并不能单靠政治革命、体制改革来硬性消灭，还主要得有发达科技生产力的革命性支撑。所以，首先努力使国内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使社会资源充分流动起来，合理配置，使各方面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激发活力;其次，适当衔接海外市场，创造条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纳外部资金和先进技术，包括科学管理技术等积极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在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外资为辅助，宏观调控为主，市场机制为辅，两者有机结合;在世界市场，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市场经济为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积极团结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基础上，比如东盟、金砖四国(今年又成了金砖五国了)，再有条件地衔接西方国家经济体，实现互惠互利。认真对待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如此健康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这也正是继续贯彻落实陈云早在1956年9月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正确经济思想。

　　也就是说，现在的世界市场经济，不再是西方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联合暨垄断市场经济。我国是后发展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与市场机制为辅助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必须的，是以公有国有经济做支柱性支撑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为主导，与民营外资经济为辅助的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基础性调节的有机结合，互补，总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提就是公有经济体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汇聚凝聚着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物力人力资源，担负着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防止内部官僚特权复辟变色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基础，保证建设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国际上，大力联合团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宏观调控，比如金砖五国合作，共同对付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和高新技术壁垒;在此前提下，努力寻求与西方发达国家间互惠互利合作的可能机会，良性渠道。这就直接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规定了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为主导，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中之重。这就是我们后发展国家现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民族复兴，应对依然强大的西方的根基。我们的市场经济可以发展，但是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的民资外资私人经济可以发展，但是是在政府引导和有效控制之下。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宏观调控直至行政干预较多是必然必需的，关键在于是官僚主义式指令性干预，还是科学民主式务实指导性干预。如果人民民主政治积极有序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主次有机结合，以人民民主群策群力来有效克服官僚主义，促进社会公平，弥补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灵活性不足缺陷，效率倍增;如果还是高度集权，透明度差，就会继续导致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扼杀积极性，效率低下。当前有少数人说政府管多了，严重约束了经济发展力，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官僚政治，有一定的道理，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改革发展总体来说，则是肤浅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权势既得利益者的别有用心。

　　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是历史经验与智慧，按照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经济发展规律办事，更是历史经验和智慧。我们需要完善国有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我们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须弥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而对现实生产力的制约，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须改革开放，与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及市场经济接轨，积极有选择地承接它们的高端先进制造业转移，以此充分调动、促进、激励各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国内外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科技生产力的大踏步提升。只是我们坚决不能再回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市场机制调节为主导，那样富裕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要遭殃。

　　经济发展方式，即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包含经济增长方式，又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由起初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主要依赖廉价资源和劳动力、重点关注生产规模扩张、满足市场数量需求，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重点关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这种转变，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是现代化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则不正常。比如我们改革中期以来的情况，原因在哪里?既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经济剥削外因，也有国内经济、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地方与部门高度集权导致的官僚主义作风还相当浓厚，政府部门层层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下级负责，急功近利，不科学的维GDP政绩考核标准内因。国内的，我们掌握主动权，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大众积极性，释放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外的，我们紧密团结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共谋发展，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求同存异，努力实现互惠互利共赢。

　　四、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积极有序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

　　近现代以来，西方是资产阶级社会，是资本家满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掠夺廉价人力物力资源、并伴随着暴力侵略的进攻型社会，资本家剥削阶级领导的大型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自由发展阶段，还是垄断发展阶段，主要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进行自主调节，故叫做市场主导型社会。即使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区域间多国联合，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宏观调控增多。但是，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重点，早已随着殖民地的世界化，随着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等制造业的世界性转移，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转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总体上西方还是市场主导型社会，私有制社会，大资本家说了算。

　　东方后发展国家则不然，近现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力相对落后，始终是被侵略者，被动型追赶型发展者;要想追赶发达国家，必须群策群力，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公有国控经济组成国民经济的主体，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能不再是单单的“守夜人”，而要起到举足轻重的主导性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的大踏步提升，我们提出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口号，以此转变，切实贯彻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不单指政府的行政部门(狭义的政府)，而是针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整体(广义的政府)，实质内核是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宪法界定：党委是最高领导部门，负责战略层面的最高决策与管理，人大是最高权力部门，也负责重大决策与管理，包括立法、选举、监督、审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政府是行政部门，主要执行党委和人大的决策，接受领导和监督，政协是协商部门，负责建议和监督。四大班子组成了我们政府的主体，既有决策监督部门，也有行政管理部门，和建言献策部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民主法治不成熟期，我们习惯于以党代政，党政一体(不分)，行政部门权力过大，个别领导甚至以言代法，人大的最高权力职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处于“橡皮图章”尴尬地位。建国以来，人大代表主要是上级赐予的，民主选举多流于形式，且绝对多数兼任党、政、军部门领导职务，自己监督自己就显得很勉强，故需从改革选举制度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入手，从县乡人大代表直选、人大委员专职、县乡主要领导等公推直选开始，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积极有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理顺人大与党委、政府的关系，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根治后发展国家的核心政治弊端，也是重要瓶颈、短板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促进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以与时具进的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使得政府的重大决策、宏观调控，多方建议，广泛听证，汇聚民智，凝聚民力，主要依靠人民，而不是主要依靠少数领导干部，增加代表的广泛性，增加群众基础，增进科学性和民主性，增进务实性，实事求是性和长远性，执行过程中不走样，落实得力，不搞形象工程，不搞政绩工程，而要搞民心工程;同时也使得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为人民大众所共享，一切为了人民，增加受众的广泛性，增加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增加群众的满意度，劳资双赢，增进人性化，而不是少数领导干部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搞腐败工程，搞特殊化;并由此带动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的深化协调改革，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种提倡把经济社会发展大事主要交给市场机制，要我们的政府模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守夜人”的叫嚣，不符合后发展国家发展所需要所依赖的世情国情，同样是改革以来少数权势既得利益者的阴谋诡计，是打算独享发展成果，继续走前苏联复辟老路的前声。我们政府的权力，当前来说，不是大了，不是多了，政府主导型社会里的政府(是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部分的广义大政府联合体，不单单指主要执行行政职能的狭义小政府)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权力平台，主要弊端，核心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极少数领导干部说了算，决策与管理过程的不科学不民主，群众基础不高，群众认可度拥护度不高，公权力缺乏民众的广泛制约，缺乏落实民众广泛监督的有效畅通渠道。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十六大报告进一步阐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事实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最终回归到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即依法治国的大道上。针对苏联在斯大林时代高度集权的沉痛历史教训，在八大上曾作过深刻分析：工人阶级政党之所以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先进，能够领导人民群众，仅仅因为它不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努力帮助人民组织起来，为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也就是说，党没有特权，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党和人民之间，就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是领导机关或者领导者恩赐的。“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党通过执行群众路线，实现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服务。而且，不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的当家作主，都必须在与时俱进的宪法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在合理的民主集中制体制下行事。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大搞集权官僚主义的借口，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也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依据。党的正确决策领导，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经过群众路线，经过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来实现，人民大众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舍此无通途;人民正确的当家作主，也必须经过党的正确领导，有组织有秩序有步骤来完成，航行要靠舵手，没有革命的理论指导，典范组织带动，就不会有群众的革命运动，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结合体。群众路线就是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最佳路径。革命年代，我们发动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更要开展党领导下的广泛深入的群策群力的人民建设高潮。现实中，要彻底实现从“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观念的转变，从传统的“父母官”向“人民公仆”观念的转变，必需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支撑。

　　五、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述主要矛盾的换一种说法，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同步的矛盾。它需要我们不断克服政治上层建筑的某些体制性障碍，与时俱进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消除唯一束缚生产力的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促进社会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生产与管理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具体落实到科学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并切实承担主要社会保障责任上，落实到公平公正处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财富收益分配问题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主要的一点，就是初步下放了中央的高度集权，使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获得了较多的主动性，使工人农民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性，放权搞活。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如何解读这一主要矛盾，即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发展，国家对国有经济体抓大放小、重组的改革，民营外资资本的介入，如何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科学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并切实承担主要社会保障责任，恰当分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财富收益的矛盾，合理控制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激发最大多数人民生产与管理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就是上述主要矛盾的唯一正确解释。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匹配发展，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每时每刻的重要任务。

　　百年前的世界先哲罗素说：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改革中国必须先图政治之改良，然后再图各种经济的发展。这非常吻合马克思辩证唯物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抓住了解决后发展国家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苏联在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上，曾经做过非同一般的历史性贡献，经济上也获得过巨大成就，但终因过分集权，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致官僚主义特权腐败而改变颜色，重新倒入资本主义怀抱。列宁临终前的政治遗嘱，核心是党内民主的嘱咐，政府决策圈督促层须扩大代表组成人数，须实行集体民主决策和领导，不要某一个人少数人独断专行，以克服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弊端过分集权而致的官僚特权主义。但是，斯大林却把官僚特权发展到极致，虽也多次指出：我们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为束缚群众的干劲、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埋没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潜力，并针对建国初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先后提出著名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响亮口号。技术决定一切从总体上一般性来说，大体是对的，生产力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但是干部决定一切就不恰当地夸大了领导干部的作用，是官僚主义作风大发展的有力助手。实际上，应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技与民主联合决定一切，生产力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联合决定一切。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说，“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民主民生是密切连贯的。

　　科学认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很重要。领导包括先进理论导向和社会建设组织，经过群众路线，广聚民智，形成先进理论，并指导群众实践，群众即人民民主，群策群力。没有人民民主，不代表最大多数，赢不得民心，就不务实，就争取不到群众。没有先进领导，群众就就会力量分散，一盘散沙，形不成前进的合力。谈不到群众，也就谈不上领导，无所谓领导，两者是一对对立统一概念。领导群众，超前和落后都不行，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都不可取，需要同步，但稍靠前，这样保证不脱离群众，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说，人民群众(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大多数，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先进的领导，包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在理论上，通过群众路线，代表群众利益，对群众实践及其智慧进行科学总结，抽象和升华，变成带有前瞻性规律性和指导性的东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实践上，通过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建立以先进理论为纲领的先锋组织，也要通过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创立社会主义体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说，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组织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桥梁。所以，人民民主，即科学民主决策，公平公正管理，促进社会正义，意味着群策群力和实事求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次于科学技术的第二物质推动力，被压迫阶级有机生命体为追求公平有尊严的和谐幸福生活而奋斗的阶级斗争与民主政治改革合力，是积极推动人类社会从原始一步步迈向现代的巨大物质力。它关系到民心相背，关系到人民大众生产与管理积极性主动性的正常发挥。翻开中外历史的篇章，关于历次改革和革命的纲领、口号，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贵族世袭制向军功制改革，分封制向郡县制改革，秦汉以降的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官吏举荐制导致门阀等级而向科举制改革，王小波李顺钟相扬么的等贵贱均贫富、宋江的替天行道、李自成洪秀全的均田地，孙中山的，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到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无不以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为旗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中国初级阶段的摸索，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在学步，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创特色。改革前，在向苏联老大哥学步;改革后，在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取经，期望从中探索切身的发展路径。但离成功还有很远。关键在于什么?必须从深层次的内因上去挖掘，从政府制度建设本身上找原因，这才叫抓纲治国。因为我们后发展国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政府，建设取得的成就，有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的非凡功绩，社会有什么问题，党和政府也是第一责任人。故关键在于政治的仍然高度集权钳制了人民大众思想探索的翅膀和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实践的脚步，钳制了阻碍了人民大众虚心向上的途径。集权是专制的，是官僚主义的，是消极愚民的，不可持续的，达不到实事求是，更谈不上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国建国后改革前所取得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很有限的，是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下，作出了积极有益的发展，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国内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同样由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八大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我们就犯了“反右倾”扩大化、、“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乃至于最终走向十年“”的一系列错误，国民经济实际上达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没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连带没有按照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结果可想而知。的多次评价，主持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也都是这个意思。改革开放后，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过程中，多次深刻阐述经济、民主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重要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制度是决定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直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指的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建设的实际高度。但是，由于改革中期实际放权的不彻底，由之前的中央高度集权过渡到地方与部门高度专权，官僚主义作风仍然相对浓厚，特权腐败比较严峻，经济发展与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提出了，但效果不佳，素质教育改革难于落实，创新型人才相对缺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不可再生资源逐步呈现短缺，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成为民众较大的负担，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再看看拉美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由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拉美化陷阱”成为横亘在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标志性障碍，最近的西亚、北非少数国家政局动荡，原因也在于此。

　　我们是人口大国，社会主义建设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初级阶段。面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的现实，面对发达国家对后发展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高新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我们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自主创新为主、依赖世界高端产业梯度转移为辅的发展方针。这都客观规定了我们必须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关系国计民生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主体性主导性作用。同时，也更规定了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去除束缚人们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的官僚主义作风，从根本上遏制特权腐败的紧迫性。1985年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大的国内政策时说，一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所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缓慢，核心瓶颈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于党的群众路线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教育部长解决不了素质教育问题，财政部长解决不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缓慢问题，人力资源部长解决不了选人用人上的跑官要官任人唯亲权力腐败问题，卫生部长落实不了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权力需要继续下放，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性转变必须是在切实走群众路线的前提之下，建立在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的服务型政府基础之上

　　民主政治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政治文明，一种相对最规范的国家社会管理制度，不能依赖某一个人(领导)或某少数人的觉悟，道德自觉。一个国家民族的近现代化发展，是群体的事，人民大众的事，不能仅仅寄托于一半个人(领导人)、少数人。尤其是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真正实施进度。当前我们的紧迫任务，就是积极利用西方已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结合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与民众综合科技人文素质增长国情实际，产业化工人队伍发展壮大的实际，从发展完善选举制度和人大代表制度入手，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有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切实落实民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综合比较后发展国家的改革，自上而下官僚主义式改革代价较大，被民众逼迫，自下而上暴力革命式改革代价最大，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上下结合走群众路线式改革代价最小。上下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民主精神指引下，在科学发展观的务实指导下，继续积极有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放权于民，走群众路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再“干部决定一切”，或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充分发挥亿万民众的智慧力量，广聚民智，合理民主集中，建设阳光政府，和谐社会，务实改革开放，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动力足，方向正，可以最大化地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时代大环境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遵循的经济规律，不应该再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规律，而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规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性调节就是基础性调节，不是主体性调节，主体必须是国家宏观调控。远观一下西方欧共体、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等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在深入知识经济时代，西方经济已经高度区域化跨国集团化垄断化的背景下，每一个经济体，经济单元，经济活动，都必须从国家甚至地域间乃至于洲际间合作的战略高度，从宏观调控的高度，以更发展的凯恩斯经济学为主导，展开纵与横的布局。列宁时代，西方已发达到国家资本主义，先在国内垄断后在所属的殖民地垄断，再继续朝国际垄断方向发展的程度。但“一战”“二战”的历史实际，事实地证明了一国一极独霸世界的不可能。经过血与火的教训，首先是北约，是“马歇尔计划”，其次是欧共体，发达国家间就开始内部团结，组成“富裕者的俱乐部”集体之合力，一致对付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间接也对付傲视群雄的美国。那么，作为后发展大国，也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只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强调以市场自主调节为主体为主导，市场自主调节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必须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不能作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方才符合国内经济崛起需要，符合世界市场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大潮。就像不集团化不链条产业化多种经营的企业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形势，已经与跨国集团型企业不是一个重量级一样。

　　至于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事实存在的国有国控经济大而不强、主要靠权力垄断而非科技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弊端，如何有效避免国有国控经济体里面的大量官僚腐败与论资排辈、消极怠工，如何有效解决事实存在的主要针对民营经济的“弹簧门”“玻璃门”甚至是“隐形门”不公正待遇，如何有效地解决少数的官与少数的商之间的权钱交易而造成的对整个社会大多数的不公平，直至如何健康规范发展国有国控以及民营经济体的社会责任，归结这几个问题，可以综合性地一言以蔽之，即积极利用西方已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结合我们改革开放与民众综合科技人文素质增长国情实际，产业化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实际，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权力下放，落实民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发展基层民主，通过党的群众路线的方式，形成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集体领导与首长负责的有机统一，最终达到依法治国，科学民主决策及管理。有了稳定有序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权力得到人民大众的合理制约，群策群力，一是造成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党风政风继而民风环境，可以根治官僚主义，遏制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优化社会风气，充分激发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为“中国创造”奠定雄厚的高新人才资源，二是务实，实事求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急功近利、浮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走弯路，量力治国，从而使社会和谐可持续，三是真正通过民选，选出适当数量的专职任期制国资代表，而非一人二人三人五人，经常性地就同一类行业走动监bd半岛督、决策与管理，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因企而异结合一定数量的工会代表、工人代表，甚至消费者代表，以达到比较的公开公正，比较的因地制宜、务实。也就是说，国资的管理与国企的生产，也必须是集体领导体制，党委集体领导、专职人大代表具体操作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有了以上三者，我想，其他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不在于高度集权式的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上，而在于务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打造阳光政府，汇聚民力凝聚民心，从根本上遏制官僚腐败，从制度上避免新的，确保实事求是，确保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近现代世界逐步高度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产生“左”或右的东西已不再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了，而是滞后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高度集权导致的官僚特权腐败。时代的最先进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基层民主直选制度，是我们有效地落实群众路线，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有效防“左”防右的根本途径，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良性转变，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唯一途径。官僚集权已经葬送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使“拉美陷阱”成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标志性的屏障，已使西亚、北非少数国家政局动荡，我们当然要高度警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关键在于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与时俱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民主性。